1.黃州安國游記 蘇軾 的譯文

元豐二年十二月，余自吳興守得罪，上不忍誅，以為黃州團練副使，使思過而自新焉。其明年二月至黃。舍館粗定，衣食稍給，閉門卻掃，收招魂魄，退伏思念，求所以自新之方。反觀從來舉意動作，皆不中道，非獨今以得罪者也。欲新其一，恐失其二，觸類而求之，有不可勝悔者，于是喟然嘆曰：“道不足以御氣，性不足以勝習。不鋤其本，而耘其末，今雖改之，后必復作，盍歸誠佛僧求一洗之？”得城南精舍曰安國寺，有茂林修竹，陂池亭榭。間一、二日輒往，焚香默坐，深自省察，則物我相忘，身心皆空，求罪垢所以生而不可得。一念清凈，染污自落，表里翛然，無所附麗，私竊樂之。旦往而暮還者，五年于此矣。 寺僧曰繼連，為僧首七年，得賜衣。又七年，當賜號，欲謝去，其徒與父老相率留之。連笑曰：“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。”卒謝去。余是以愧其人。七年，余將有臨汝之行。連曰：“寺未有記，具石請記之。”余不得辭。

寺立于偽唐保大二年，始名“護國”，嘉祐八年賜今名。堂宇齋閣，連皆易新之，嚴麗深穩(wěn)，悅可人意，至者忘歸。歲正月，男女萬人會庭中，飲食作樂，且祠瘟神，江淮舊俗也。四月六日，汝州團練副使眉山蘇軾記。

2.黃州的蘇軾 都去過哪里

蘇軾在杭州待了三年，任滿后，被調(diào)往密州、徐州、湖州等地，任知州。

政績顯赫，深得民心。 這樣持續(xù)了大概十年，蘇軾遇到了生平之一禍事。

當時有人（李定等人）故意把他的詩句扭曲，大做文章。元豐二年（1079年），蘇軾到任湖州還不到三個月，就因為作詩諷刺新法，“文字毀謗君相”的罪名，被捕下獄，史稱“烏臺詩案”。

蘇軾坐牢103天，幾瀕臨被砍頭的境地。幸虧北宋在太祖趙匡胤年間即定下不殺士大夫的國策，蘇軾才算躲過一劫。

出獄以后，蘇軾被降職為黃州團練副使（相當于現(xiàn)代民間的自衛(wèi)隊副隊長）。這個職位相當?shù)臀ⅲ藭r蘇軾經(jīng)此一獄已變得心灰意懶，于公余便帶領(lǐng)家人開墾城東的一塊坡地，種田幫補生計。

“東坡居士”的別號便是他在這時起的。 宋神宗元豐七年（1084年），蘇軾離開黃州，奉詔赴汝州就任。

由于長途跋涉，旅途勞頓，蘇軾的幼兒不幸夭折。汝州路途遙遠，且路費已盡，再加上喪子之痛，蘇軾便上書朝廷，請求暫時不去汝州，先到常州居住，后被批準。

當他準備南返常州時，神宗駕崩。 哲宗即位，高太后聽政，新黨勢力倒臺，司馬光重新被啟用為相。

蘇軾于是年以禮部郎中被召還朝。在朝半月，升起居舍人，三個月后，升中書舍人，不久又升翰林學士知制誥。

俗話說：“京官不好當。”當蘇軾看到新興勢力拼命壓制王安石集團的人物及盡廢新法后，認為其與所謂“王黨”不過一丘之貉，再次向皇帝提出諫議。

蘇軾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黨，又不能見諒于舊黨，因而再度自求外調(diào)。他以龍圖閣學士的身份，再次到闊別了十六年的杭州當太守。

蘇軾在杭州修了一項重大的水利建設(shè)，疏浚西湖，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邊筑了一道堤壩，也就是著名的“蘇堤”。 蘇軾在杭州過得很愜意，自比唐代的白居易。

但元祐六年（1091年），他又被召回朝。但不久又因為政見不合，外放潁州。

元祐八年（1093年）新黨再度執(zhí)政，再次被貶至惠州（今廣東惠陽）。后徽宗即位，調(diào)廉州安置、舒州團練副使、永州安置。

元符三年（1101年）大赦，復任朝奉郎，北歸途中，卒于常州，謚號文忠。享年六十六歲。

3.求蘇東坡傳中有關(guān)蘇東坡在黃州部分的內(nèi)容

蘇東坡由現(xiàn)在起，由情勢所迫，要一變而為農(nóng)夫，由氣質(zhì)和自然的愛好所促使，要變成一個隱士。

社會，文化，學問，讀歷史的教訓，外在的本分責任，只能隱 *** 的本來面目。若把一個人由時間和傳統(tǒng)所賦予他的那些虛飾剝除凈盡，此人的本相便呈現(xiàn)于你之前了。

蘇東坡若回到民眾之間，那他就猶如在水中的海豹。在陸地上拖著鰭和尾巴走的海豹，只能算是半個海豹。

蘇東坡最可愛，是在他身為獨立自由的農(nóng)人自謀生活的時候。中國人由心里就贊美頭戴斗笠、手扶犁耙、立在山邊田間的農(nóng)人——倘若他也能作好詩，擊牛角而吟詠。

他偶爾喝醉，甚至常常喝醉而月夜登城徘徊。這時他成了自然中偉大的頑童——也許造物主根本就希望人是這副面貌吧。

在元豐三年（一0八0）正月初一，蘇東坡已和長子邁離開京都，啟程前往幽居之地黃州，邁當時已經(jīng)二十一歲。蘇東坡是走最近的陸路趕往的，他把家眷留下由弟弟子由照顧，隨后再去。

貧窮的子由要帶著自己的一大家人——七女、三男、兩個女婿，再加上哥哥的眷屬，前往新任所高安，在九江南部數(shù)百里之遙。酒監(jiān)的職位并不像我們想象的那么好，只相當于官營的一個酒館經(jīng)理而已。

坐船走了幾個月，子由到了九江，把家眷留在那兒等候他，自己帶著哥哥的家眷和朝云，還有兩個孩子，順長江上行往東坡的處所去。東坡是二月初一到的黃州，家眷是五月二十九到的。

黃州是長江邊上一個窮苦的小鎮(zhèn)，在漢口下面約六十里地。在等待家眷之時，蘇東坡暫時住在定惠院，這個小寺院坐落在林木茂密的山坡上，離江邊還有一段路。

他和僧人一同吃飯，午飯與晚飯后，總是在一棵山植樹下散步，關(guān)于這種情形，他寫了些極其可愛的詩。不久，身邊便有了不少的朋友。

徐太守熱誠相待，常以酒宴相邀。長江對面，武昌（不是今日的武昌）的朱太守也常送酒食給他。

在雨天，東坡睡到很遲才起床，快近黃昏時，散步很久，在起伏不平的東山麓漫游，在廟宇、私人庭園、樹陰掩蔽的溪流等處，探勝尋幽。在別的日子，有時朋友來訪，則一同到長江兩岸的山里游玩。

那一帶是丘陵起伏林木茂盛之區(qū)，鄉(xiāng)野風光如畫。南岸有攀山，聳立于湖溪交錯的平原上。

蘇東坡幸而死里逃生，至少是個驚心動魄的經(jīng)驗，他開始深思人生的意義。在六月他寫的別弟詩里，他說他的生命猶如爬在旋轉(zhuǎn)中的磨盤上的線蟻，又如旋風中的羽毛。

他開始沉思自己的個性，而考慮如何才能得到心情的真正安寧。他轉(zhuǎn)向了宗教。

在他寫的《安國寺記》里他說： “余二月至黃舍。館粗定，衣食稍給，閉門卻掃，收召魂魄。

退伏思念，求所以自新之方。反觀從來舉意動作，皆不中道，非獨今之所以得罪也。

欲新其一，恐失其二；觸類而求之，有不可勝悔者。于是喟然嘆曰：‘道不足以御氣，性不足以勝習，不鋤其本而耘其末，今雖改之，后必復作。

差歸誠佛僧，求一洗之。’得城南精舍，曰安國寺，有茂林修竹、破池亭謝。

間一二日輒往焚香默坐，深自省察，則物我相忘，身心皆空，求罪始所生而不可得。一念清凈，染污自落；表里像然，無所附麗。

私竊樂之。” 與他宗教思想相反的一股力量，就是深藏他內(nèi)心的儒家思想。

他的儒家思想，似乎又把他拖往了另一個方向。誠然，人可以在宗教之中尋取到安靜，但是，倘若佛教思想若是正確，而人生只是一種幻覺，人應(yīng)當完全把社會棄置不顧，這樣人類就非滅絕不可，那一切都空空如也才好呢！所以，在佛教要達到精神的空虛和無我的精神存在，就要完全擺脫個人的牽掛，而儒家是抱現(xiàn)實的思想，要對人類盡其職責義務(wù)，于是兩種思想之間便有沖突。

所謂解脫一事，只不過是在獲得了精神上的和諧之后，使基層的人性附屬于高層的人性，聽其支配而已。一個人若能憑理性上的克己功夫獲得此種精神上的和諧，他就不須完全離開社會才能獲得解脫了。

比方說，在社會上有對抗邪惡一事。理學家朱熹批評蘇東坡出獄后寫的兩首詩，說其中沒有克己與自新之意。

那兩首詩，如前所見，似乎還是以前老蘇東坡的本色未改。問題是，他是否有意改過向善？他是否有意要三緘其口，國事有錯誤也絕不批評嗎？對不太親密的朋友，他是一個回答法；對更好的朋友，他是另一個回答法。

在蘇東坡寫給朋友的兩封信里，他吐露了肺腑之言。一封是給至交李常的。

因為李常曾寫詩去安慰他，但是李常的詩太感傷，蘇東坡不以為然，寫信回答他。信上說：“何乃耶？仆本以鐵石心腸待公。

吾濟雖老且窮，而道理貫心肝，忠義填骨髓，直須談笑生死之際，若見仆困窮使相憐，則與不學道者，大不相遠矣……雖懷坎憬于時，遇事有可尊主澤民者，便忘軀為之，一切付與造物。非兄仆豈發(fā)此？看訖便火之。

不知者以為垢病也。” 在控告蘇東坡案中，王鞏獲罪最重，現(xiàn)在流放在偏遠的西南，蘇東坡給他寫過幾封信。

先表示己事使王鞏受牽連，而受此苦難，至為難過，但接到王鞏的信，知道王鞏能于哲學中自求解脫。他回信中說：“知公真可人。

而不肖他日猶得以衰顏白發(fā)，廁賓客之末也……”接著說起道家長生之術(shù)，他自己正在修行。“某近頗知養(yǎng)生，亦自覺薄有所得。

見者皆言道貌與往日殊別。更相闊數(shù)年，索我間風之上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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